生来自由

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们负责筹办今年的年会，他们问我，MQ，你会键盘么，今年缺少一位键盘手。李想妹妹没空过来。

我看着他们，说，不会。但是，我会拉点二胡，我可以拉着二胡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们的07年。

没有人笑出来，真是个不好笑的笑话啊。

07年，对于我，对于《走近科学》，对于CCTV，甚至对于整个新闻行业，大概都是让人困惑忧伤的一年吧。有一些事情，在这个雨雪交加的年末，我想拿出来回顾一下。我期待着，在将来走出困局后的某一天里，我可以欣慰坦然地面对这份备忘录。但愿吧。

《第一次心动》的叫停和《香尸系列》的热播

在2007年年初，我们的系列节目《香尸迷案》创造了2.17的收视率，这个数据甚至超过了1套黄金时段电视剧的记录。引用一些同行的话来说，“红得尿血！”。这样的引用，我并没有贬低和冒犯的意思，我的同事制作的这个系列节目在叙事结构，表现手法上都堪称一流，是值得称赞的精品，但是，这个系列的热播在栏目内和频道内所引导的选题取向让人深感担忧。陆续地，八肢婴儿，铁笼疯人，鬼屋探秘，骗术、千术揭秘等等节目相继推出，收视率一路高奏凯歌，在10套稳居第一。

骄人的成绩，但也让人羞愧。

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的科教频道，我们到底在鼓励什么样的智力取向呢？我们能拍着胸脯说，自己制作的每个节目都是首先出于传播科学解惑于人的良善企图么？

我不能。当然，我也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编导。

05年超女火爆，07年《第一次心动》叫停，这个过程，选秀节目经历了两年，而《走近科学》只体验了短短几个月。国家电视台的科教频道，虽然具有浓重的伪公共性，但是毕竟和地方台的娱乐节目是不同的。

该说的和能说的，其间有着巨大的话题交集。这些话题如何选择，拷问着我们的价值观，也左右着栏目的生存前景，我想，这大概是08年《走科》突围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吧。

 “假记者”之死和“王GANG事件”

07年6月，我的同事王GANG在合成机房突发心肌梗塞，此时是凌晨3、4点，他正在机房加班。万幸的是，另一个同事及时发现了情况，而301医院也只有5分钟车程，救命的5分钟啊。手术是自费的，因为没有医疗保险，虽然他在单位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半了。单位的兄弟姐妹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凑了几万块钱，说实话，挺让我感动的。

他曾经是一个身体多么棒的小伙子啊，在《走近科学》一年多时间里，他几乎24小时都在机房里度过，疲劳早已成为一种常态，而这种常态，在我们的后期组里并不鲜见。虽然我不愿意这样说，但是，“王GANG事件”也许是偶然中的必然。对此，中心和部门的应对策略是，今后所有人员必须凭保险单据领取工资、劳务或稿费，换言之，赶紧自己买保险去。

而在07年初，《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的工作人员兰成长被大同市无证经营的煤矿矿主殴打致死，事发2天后，大同方面发布《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抛出了“没有记者证的记者就是假记者”的论断，将舆论焦点引到了兰成长究竟是不是假记者的问题上去。

高明得很。也荒谬得很。事实是，全国约70万的新闻从业者中，只有17万左右的人拥有记者证，按照这样的说法，剩下的75%，都是假记者，哈。

遗憾的是，半年后法院终审此案的时候，对兰成长的称谓依然是临时聘用人员，他的记者身份一直没有得到承认，而大同的说法基本得到认同。我无法得知这个人在被殴打致死前到底做过什么，撇开媒体运营不健康等等问题不谈，单从对他的身份认定上来看，他的单位无论如何都有逃避责任之嫌。而这种逃避，显然被有意识地淡化了。

好吧，那么，全国53万之众的假记者们，你们可以不要保险和公积金，你们可以忍受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试用期，你们可以接受800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北京、上海生活，你们可以付出自己的时间和健康，可是，即使这样，还不够，你们必须能够忍受自己在付出这些之后还被定义为一个假记者。恩，就这么定了。

 “纸包子”事件和央视大清退

就在年初“兰成长事件”期间，有一个词就频频出现，那就是“媒体临时聘用人员”，而这个词汇在07年7月开始闪亮在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呵呵，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词呐。

“纸包子”的事我不赘述了，反正相关部门抽查了27个包子之多，力证这是假新闻，并刑拘了当事人，那咱也就只能相信了，法律面前，自然是铁证如山的。

然而，随之而来的央视大清退，的确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其实早在“纸包子”之前，风声就已经传出来了，但没人当真。毕竟有近一半的员工是所谓的黑工，而这些黑工，承担着央视这个媒体巨无霸相当分量的运转任务，如果都清退了，谁来做节目呢？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上，我找不出中央电视台要辞退这些黑工的正当理由，除非中央台不想做节目了，除非它完全失去了理性。

但显然中央电视台确实有失去理性的迹象，它清退员工的理由仅仅在于没有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在这件事情上，中央电视台毫无疑问缺乏应有的良知与责任心。不仅对于我们这些“媒体临时聘用人员”，对待数千企聘人员也是如此。在离职之前，我看到隔壁一位同事在填写《中央电视台编外人员个人情况登记表》，她是04年签约的，在这份登记表中，她必须承诺不将04年之前在央视的工作经历体现到个人情况中，工龄和相关待遇也是从04年开始算起，也就是说，04年之前她在央视的黑工生涯被抹杀了。

我们本是在强势媒体工作着的有强势话语权的人啊!这次集体失语了。

可以告，这是一告就稳赢的官司，但是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大家都很现实，如果告，将会牵连到昔日的同事，领导，也会断绝自己在这个圈子的所有退路。我们是新闻民工，不是无冕之王。

这次事件，在本质上和“纸包子”并没有不同，被侮辱和损害的不仅是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机构，还有新闻自由和新闻独立，以及民众和从业者自身对这个行业所抱有的微弱希望。

张斌事件和《走科》的60人年会

这点微弱希望在07年的最后一天再次被一场闹剧逼问。我不得不感叹，在我有限的视听范围里，真的没有哪个新闻媒体自身会如此频繁地成为新闻来源的产生地。

这可能是中央电视台建台以来最大的一起违反新闻播出纪律的播出事件了吧，胡紫薇女士不惜自毁前程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拷问自己的丈夫。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绝望而聪明的女人抛出了价值观的问题。

她显然是有备而来，这个问题不是光冲着她丈夫去的，张不过是一只替罪羊，整个行业道德缺失大局中的一碟小菜而已。

没错，如果我们不能对外输出正确的价值观，即使我们能办奥运会，并且拿到最多的金牌，即使我们的经济真的发展到如数据上显示的程度，那又怎样，我们依然不是大国。而这个结论体现在CCTV，已经有网友作了总结，那就是“很好 很强大”VS“很黄 很暴力”。

一个同事对我说，“你们能回来，真好。”

而另一个同事对我说，“傻孩子，还回来干什么。”

我想扯开去说说07年的一段经历。有一个小女孩，是我的采访对象，家里很困难。当时拍完片子我曾向当地教育部门询问，能不能给她找个助养或者资助什么的，人家就拍胸脯答应了。但是，我后来联系了一下这个孩子，发现情况没有改观，而我制作的片子也的确缺憾颇多，影响微弱。没有人因为我的采访而向她提供资助，也没有人因为被我的片子打动而向她提供资助，于是，我采取了另一个办法：每月给她汇200元钱。

这个行为在07年8月停止了。

说到底，我只是一个在北京漂泊求生的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也没有男朋友的小孩而已，并且，我失去了工作。

我没有能力再帮助你了，对不起。

她说，没关系，你有机会再来看我吧，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说，好，我会再来拍你的。

2007年记者节，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社论说“我们希望能够祛魅之后再复魅，在内外交困的压抑中，我们格外需要这样的信念：有一群人不可能放弃理想，有一群人永远对真相忠诚，有一群人奔走淹没在人海当中但是保持观察者的独立、记录者的坚贞，这群人，他们是真正的记者。”

不可否认，理想对记者这一职业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我们避开了造成目前记者行业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而去舍本逐末的呼吁记者保持理想，在现实面前，这无疑是画饼充饥。

其实，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同事都有类似的经历和想法，也有许多同事耻于拿红包，这些正直善良才华出众的人让我渴望回归这个团体。在CCTV这个地方，不仅出现过ZB，也曾经出现过薛飞和杜宪。

今年《走科》的年会只有60人左右，而去年，是108个人。一些人安静地走开了，一些人留了下来。

我不想隐藏这篇BLOG，所以，我点到为止。设想一下，如果我真的在年会上拉二胡，撇开技术难度不谈，我想我大概会选择《独弦操》吧。这曲子很贴合我现在的心情。

(部分数据和语句来自网络，一并谢过)